臺北市垃圾分類成功，基本經驗是政府的政策明確連貫、措施有力。據上海世博會臺北案例館館長陳慶安先生曾介紹說，“垃圾分類政策不能變來變去，后面的跟不上前面的鋪墊就白做，政策一旦決定推行一定要堅強有力！2000年7月1日，臺北垃圾處理費隨垃圾袋征收的新政實施。7萬官員抱著‘不成功便成仁’的心態(tài)走上街頭，派駐全市各個垃圾收集點，坐鎮(zhèn)指揮。所有公務員懷揣垃圾袋推介新政，背后彰顯的還是政府的決心。”
我在自己的微博上發(fā)了一條帖，介紹“7萬官員上街頭推介垃圾新政”這段內容。我想以此強調，廣州要推行垃圾分類，政府的決心很重要，政策的完整配套很重要，公務員帶頭很重要。不過，一位網友在跟帖評論中提醒說，臺北的成功經驗中，必須看到商業(yè)的作用，商業(yè)模式才是改變世界的親力親為者。據說，是王永慶最早開始推廣垃圾分類，將有機物與無機物分開，有機物用于制造化肥。所以在臺灣農村，老人都有將垃圾分類的習慣。
關于王永慶所起的作用，是事實呢，還是傳說，或許需要多點考證。不過應該感謝這位網友，他說得對，垃圾分類這個事情，不可能離開了市場的力量來談。政府、市場、民間這三方力量如果能夠相互配合，就會事半功倍。順著這個思路想，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這樣的：關于垃圾分類，政府已經表現出有決心，民間也早已積聚了巨大的支持力量，但是市場力量在哪里呢？換句話說，如果臺灣幸運地擁有王永慶，那么大陸有嗎？廣州有嗎？
順著這個思路想，其實憂慮大于信心。過去十年間，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在靜悄悄中醞釀一場重大轉變，從垃圾填埋轉變?yōu)槔贌Ｍ苿愚D變的基本力量就是商業(yè)模式的力量；特定技術的應用，將垃圾焚燒變成了可盈利的商業(yè)模式。這種商業(yè)模式已經進入政府的政策議程，變成主管部門的“重大戰(zhàn)略”，變成從規(guī)劃、征地、環(huán)評到融資的一整套工作流程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能設想會有數萬公務員懷揣垃圾袋，在街頭推廣垃圾分類嗎？難以想象啊。
因此，政府如果真心想做垃圾分類，必須重新選擇商業(yè)模式。說得更直接一些，如果政府仍然堅持以焚燒作為核心模式或者主導模式，那么焚燒就一定會成為中心工作。根據經驗可知，分類就只會是焚燒的配套，最終一定會不了了之，甚至干脆以“群眾素質太低”而一推了事。
重新選擇商業(yè)模式，就是要將垃圾分類置放于合適的市場平臺上。如果還沒有這樣的平臺，就要發(fā)現、鼓勵和引導市場力量，建設這樣的平臺?？陀^地說，政府是做了種種努力和嘗試的；還有許多企業(yè)也試圖在分類或者非焚燒處理的技術推廣上尋找商機。僅僅作為舉例，我知道的是，萬科公司在“企業(yè)社會責任”和“企業(yè)公民”的概念下，試圖將綠色建筑、綠色社區(qū)以及綠色垃圾處理方式結合在一起。他們既想以企業(yè)身份尋求商業(yè)創(chuàng)新和市場利潤，同時也想以公民身份承擔社會責任，推動社會創(chuàng)新。由此可見，商業(yè)模式是可以選擇的。對于市場如此，對于政府更加如此。
不必否認，非焚燒的商業(yè)模式還面對許多困難，在規(guī)模效應上有瓶頸。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，才更加鮮明地襯托出政府的角色與形象。政府是否具有宏觀調控的能力？是否具有長遠的眼光？是否具有執(zhí)政為民的責任心？所有這些，正被萬眾圍觀。在特定角度上，焚燒模式自有其好處。但是，它將一個社會牽涉面非常廣泛的領域，完全納入大企業(yè)、大資本、大金融的彀中，客觀上無人能夠監(jiān)督制衡。如果政府還要一邊倒地為其背書，那就起碼涉嫌維護壟斷并從壟斷中獲益。歷史經驗證明，凡是大項目，可能還涉嫌更多，姑且省略。
總結起來說，推行垃圾分類是好事，但是，僅有一紙規(guī)定遠遠不夠。在中國國情條件下，政府應該重新選擇好的商業(yè)模式，以便支持和推動全社會盡快實現垃圾分類。什么是“好的商業(yè)模式”？我主張四項基本原則。第一，有利于市場公平競爭，而不是有利于壟斷。第二，有利于消除環(huán)境風險和健康風險，而不是替換成新的風險。第三，有利于公眾參與和監(jiān)督，而不是僅僅有利于少數專家集團。第四，有利于引導健康、綠色、低碳的生活習慣以及公民責任，而不是鼓勵浪費。誰有更好更具體的標準，歡迎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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