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-04-14 13:58:39
“從2013年3月到2014年3月，北京連續(xù)3天及以上能見度小于3千米的嚴重霧霾污染事件共出現(xiàn)了18次。”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說，這意味著，在過去的一年里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一次霧霾迷城。
但是當整個社會都在追問為什么天空不再透明時，卻少有人關注，我們的減排措施是否真正地落實到位？生產企業(yè)里的治污裝置又有多少在正常運轉？
不久前，李克強總理在兩會上表示，2014年預計淘汰鋼鐵產能2700萬噸，水泥產能4200萬噸，平板玻璃3500萬標準箱，煤炭小鍋爐5萬臺；燃煤電廠脫硫改造1500萬千瓦，脫硝改造1.3億千瓦，除塵改造1.5億千瓦，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600萬輛。這為不得不戴口罩的民眾勾畫了清晰的好空氣藍圖。
但落實遠比規(guī)劃難，問題的關鍵在于監(jiān)管。丁仲禮告訴記者，如果每年都能按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減排力度落實，加之前面已經完成的淘汰和改造工作，國內燃煤電廠的脫硫脫硝改造只需要4年。“能否有一個落實清單，能夠看到哪些地方政府和企業(yè)真正做了些什么，哪些還只停留在喊口號階段，否則仍然是一筆糊涂賬。”丁仲禮說。
霧霾形成：內因是根本
“現(xiàn)在很多人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霧霾，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不科學的，因為地區(qū)間差別很大。”丁仲禮說。
霧霾的成因受到兩方面因素影響。一方面是外因，即天氣條件。在靜穩(wěn)天氣下，空氣不容易發(fā)生水平流動，污染物難以擴散。這一外因屬于基本不可控因素。
另一方面，霧霾形成的內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。“我們工業(yè)、交通會排放出氣體物質，這些氣體物質與大氣中的成分結合，通過復雜的過程轉化成的固體物質叫二次顆粒物。造成重污染、重霧霾的污染顆粒物大部分不是直接排放出來的，而是二次顆粒物。” 丁仲禮說。在北京，霧霾的最主要來源是燃煤和機動車排放。
燃煤的主體有電廠、鋼廠、鍋爐、煤化工以及居民，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是顆粒物和二氧化硫。
早前曾有媒體報道機動車對PM2.5的貢獻不足4%。對此，丁仲禮指出，4%只是一次排放的比例，未包含機動車排放的氣體污染物形成二次顆粒物對PM2.5的貢獻。根據(jù)北京環(huán)科院關于北京大氣污染源排放清單數(shù)據(jù)，對氮氧化物和揮發(fā)性有機物，機動車排放所占的比重分別高達42%和32%。機動車的總量排放雖不及燃煤，但不能忽略的事實是，機動車在城市里匯集，對于局部地區(qū)的空氣質量影響頗大。
丁仲禮展示了這樣一組數(shù)據(jù)，中國東部10省土地面積約92萬平方公里，僅占全球0.6%，但是承載了全球7.3%的人口。年消耗煤炭約14.5億噸，全球占比高達21%，私家車擁有量約占全球的5.6%。“東部地區(qū)的污染已經超過了我們的環(huán)境容量。”丁仲禮預測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我國的私家車保有量很有可能在五年內翻一番。由此，他提出：“即便我們是發(fā)展中國家，我們的排放也超過世界上許多發(fā)達國家。”
“我國的東部地區(qū)是一種復合型的污染，既有燃煤的污染，也有機動車的污染。”丁仲禮說，“尤其是冬季的取暖，京津冀地區(qū)每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萬噸煤，而燃燒之后(產生的氣體)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氣中。” 排放出的二氧化硫等氣體將轉化為“二次顆粒物”，并不斷形成累積，這也是冬季形成強霾天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。
“如果我們不大力削減污染物，霧霾必然會成為常態(tài)。”丁仲禮強調，“一方面氣候條件在變化，以后北京會慢慢變得風小、氣候比較濕潤，將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。外因不利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內因來解決，就是大力削減污染物。”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也表示，氣候是不可控的，人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本身造成的污染。
源頭減排是關鍵
刨除外因，控制內因是治理霧霾不可回避的事實。丁仲禮提出：“減少霧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頭減排”。
減少能源消費總量、調整能源結構、產業(yè)升級、“兩高企業(yè)”轉移、淘汰更新落后產能、治理污染，這些都是“源頭減排”的方式。但在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(zhèn)化建設遠未完成的情況下，上述計劃落實起來顯得尤為艱難。
“我們國家還在城鎮(zhèn)化的過程當中，發(fā)達國家的城鎮(zhèn)化率在70%以上，我們實際的城鎮(zhèn)化率只有發(fā)達國家的55%到60%。經濟社會發(fā)展的結果是城鎮(zhèn)化，人口必然會向城鎮(zhèn)集聚。”丁仲禮說道，城鎮(zhèn)化過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斷增加。
同時，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善。丁仲禮提供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中國現(xiàn)有鐵路7.97萬公里，人均0.06米，而全球平均水平為0.17米，是中國的2.8倍；中國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，人均公路占有量還不到美國的八分之一。
“我們國家的城鎮(zhèn)化和基礎設施建設還遠沒有完成，還需要大量的能源。中國如果要達到發(fā)達國家的水平，能源消耗至少還要翻一番。”丁仲禮預測。
能源結構的調整，似乎是一個更為緩慢的過程。“2012年煤、油、燃氣在中國能源消耗所占比例達到90%以上，與1965年相比，煤油氣以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長只有5%左右。”
“源頭減排在中國唯一的一條出路就是化石能源的綠色利用，尤其是煤炭的綠色利用。”這是丁仲禮給出的答案。
丁仲禮告訴記者，綠色利用的概念就是真正實現(xiàn)脫硫、脫硝、除塵，提高油品質量、汽車質量，還有揮發(fā)性有機物的排放治理。“技術都是現(xiàn)成的，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實起來。”他說，“當然我們還要解決秸稈的燃燒、廚房的煙氣問題，這些技術會慢慢推向市場。源頭減排在技術上是做得到的。”
讓治污設備運轉起來
盡管化石能源的綠色利用并不存在技術障礙，但目前污染企業(yè)的治污裝置運行情況卻并不樂觀。
“很多時候企業(yè)裝了治污裝置來應付檢查，卻并不運行。”王躍思說。有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如現(xiàn)有裝置全部運行，二氧化硫和粉塵能下降60%左右，二氧化氮下降35%左右。
“只要把這些治理污染的裝置運轉起來，大部分污染都可以降下來。”丁仲禮說。
王躍思表示，實際上中國現(xiàn)在治理污染不在于制定多少標準和政策，而在于執(zhí)行和管理。“現(xiàn)在工廠偷排偷放是非常普遍的現(xiàn)象，脫硫脫硝設備的低效是業(yè)內的現(xiàn)實問題，很多環(huán)保的設施放在那里不用，甚至沒有用過，這種現(xiàn)象不占少數(shù)。”王躍思坦陳。
“我們國家可能有50%的電廠配備了脫硝設備，但是我們有70%在運行嗎？我們的鋼廠可能有40%配備了脫硫脫硝設備，但基本上都沒有在使用。”王躍思說，“所以實際上我們各級地方政府首先要強調的，是把現(xiàn)有的設備開動起來，管理起來。”
王躍思一再強調，“技術是現(xiàn)成的，先把管理搞上去，監(jiān)管是最難的。”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，建一個脫硫脫硝除塵的設備可能需要1000萬元，每年運行需要300萬元，但是如果工廠違法排放，每年罰款交30萬元就可以了，那誰愿意去開動設備呢？“現(xiàn)在的違法成本過低，只有執(zhí)法嚴格才行。”
王躍思告訴記者，管理的問題也在影響著預警。中國現(xiàn)在的霧霾預警不準確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用來計算的預警模型是靠外國的經驗建立起來的，不太適合中國的現(xiàn)實情況；另一方面，即便中國有了自己的模型，預警依然很困難，原因出在污染源清單上?，F(xiàn)在的污染源清單存在弄虛作假的問題，如果按照不真實的污染源清單計算，即便算得準確，也難以保證預警的準確?，F(xiàn)在的預警尚不能告訴公眾該怎樣去保護自己，“只能預測明天可能有霾，沒有給出解決方案，這樣的預警只能說做到了一半。
